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4周年
日期：2007/12/26 20:03:08 来源：本站 浏览量：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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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4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一代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历史贡献，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心中。历史虽已远去，但毛泽东的历史故事、光辉思想，仍对生活在改革开放21世纪里的中国民众产生着历久弥新的吸引力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回首历史，纪念伟人，不仅会让我们正确地评价历史，更可以从中获得如何应对未来挑战的有益启发。
从农家子弟到历史伟人——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历史巨人，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年来最大的成功者之一。那么他成功的奥秘究竟何在？
成功的关键：丰富的古今中外历史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刻了解
1977年4 月，周扬对采访者说：我和毛主席接触的时间很多，“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主席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王明这个人也读了些书，但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
首先，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毛泽东实现远的志向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古人云“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做大事，发誓要“翻天揭地、改造社会”。为此，他发奋读书，在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攀登。从书本中吮吸知识，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他虽非出身书香门第，但酷爱读书。他自己也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毛泽东受过6年的国学灌输和7年西学教育，还曾到长沙的湖南图书馆自学，“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看了大量的书，“度过了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十多年寒窗之中，他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研读世界名著及各种流行的新思潮，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热烈崇拜，对世界英雄豪杰异常敬仰。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口碑流传的民俗文化、植根地方的湖湘文化、康梁变法的改良文化和西方赫胥黎的进化论等等，都被他兼收并蓄。但在中西文化两大系中，他更为熟悉中国先秦的儒、法、道、墨，以及程朱理学。其中尤为重视《二十四史》，这部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17年长达4000年历史，约4000万字，是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历史巨著。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巨著。有许多部分则反复阅读，看过5遍以上。《资治通鉴》是毛泽东颇感兴趣、百读不厌的另一部历史巨著。全书从东周到五代十国，记录15个朝代的兴衰成败，贯穿1362年历史，总计294卷。毛泽东一生阅读、圈点17遍，并多次向人推荐。毛泽东对读书的态度是读而不死，不做书的奴隶，而让书为其所用。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驾驭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和辩证地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养料和思想土壤。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其次，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有利于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家祖辈务农，自己从小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几乎被当一个整劳力干活。17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并决心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毛泽东的这个身世与经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绝无仅有。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须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主要由农民组成。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解决农民问题。诚如他后来指出的：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毛泽东的理论说到底也基本上是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宣传农民、解放农民的理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研究加上他在家乡农村生活17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真切的直感，这为他实现理论认识上的飞跃并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成功的秘密：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
毛泽东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他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与创造。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一位团员问：“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请告诉我们，以便让我们多少学得一点。”毛泽东回答，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虽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有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他又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一年之后，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接见时，李的秘书程思远作陪。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动向程先生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毛缓缓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每个战役后总要总结一次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两次谈话道出了他一生的成功秘密：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
成功的独特条件：极高的领悟力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多的。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毛泽东不如陈独秀；论对马列书本的熟悉，毛泽东不如王明。张国焘在谈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常识了解不多。喝过“洋墨水”的王明、博古认为，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但是，毛泽东有着出众的才华和极高的领悟力。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称毛泽东“资质俊秀”、“殊为难得”，是农家出的“异材”。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加上毛泽东“性不好束缚”“好独辟蹊径”，善于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的独特性格，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学马列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学得刻苦而不死板，读得认真而不教条，没有丝毫学理主义习气。他在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里把《共产党宣言》等书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虽然不太准确，但是，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毛泽东又确实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毛泽东书读得活，领悟力极强。这也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特质，使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毛泽东与列宁有着相同的基本品格。
毛泽东的极高领悟力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军事谋略与军事智慧上。毛泽东从来没有进过军事院校。既不像刘伯承留洋国外学过军事，也没有像朱德、彭德怀进过讲武堂受过专业军事训练。但毛泽东无师自通，用兵如神。毛泽东是不背枪的统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他对笔杆子似乎情有独钟。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备有多层口袋的可以装好多笔墨纸砚的挎包。他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一身戎装的赳赳武夫果然被一身便装的潇洒文人打败了。毛泽东本人，作为集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伟大历史人物，似乎更看重的也是自己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1975年，毛泽东在会见联邦德国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时，后者谈起他的成就和诗作。毛泽东回答说：“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毛泽东的自豪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他的指挥艺术是如此出神入化，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也不是由一堆突发奇想的念头构成的，而是有了一整套的理论；他的雄才大略也丝毫不带有侥幸的色彩，而是基于他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全面、深刻的分析和洞见。
成功的资本：强健的体魄
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由于身体不支造成半途而废，甚至英年早逝而抱恨九泉。杜甫曾为诸葛亮慨叹：“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强健的体魄是担当大任的资本。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志向，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非常重视体格的锻炼，认为身体是“知识之载，道德之寓”。毛泽东还曾于1917年撰写了《体育之研究》一篇长达7000字的论文，由杨昌济推荐，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该文详尽阐述了身体对于学问与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人，就怕没有强健的身体。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有思想、有学问，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所以毛泽东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身体的锻炼。他进行体育锻炼的第一种方法是冷水浴，此外还有风浴、雨浴、雪浴、太阳浴。但毛泽东一生最喜欢也十分擅长，并由童年保持到少年、青年、中年直到晚年的运动是游泳。郭沫若说“毛主席是少年游池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体育锻炼使毛泽东身高1.83米的伟岸身躯更加强壮，精力、体力愈加过人。毛泽东之所以能担当历史大任，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除了他超群的才华、坚强的意志，还得益于他强健的体魄。强健的体魄是毛泽东的又一成功之道。
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灵魂
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连受挫折的情况下，却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功不可没。他是秋收起义的灵魂，引领着秋收起义渡过重重难关，走上了一条代表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正确道路。
亮旗――在起义的筹划和准备阶段，毛泽东主张要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蒋介石于4月18日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总司令公开与共产党、与工农民众分道扬镳。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
曾经携手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至此完全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国共两党的分手，如果只是政见之间的分歧，倒也不足为怪。可国民党反动派自恃掌握着军队，使分手充满了血腥。短短几个月时间，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反攻倒算，无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死在屠刀之下，这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和工农运动的卓越领袖汪寿华、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陈延年、赵世炎、田波扬……
共产党员为此激愤，工农群众为此悲伤。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了党自身的生存，也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又在湖北汉口召开了史称“八七会议”的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党提出了斗争任务及斗争策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行暴动，武装反抗。
为此，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2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一头扎到长沙县清泰乡进行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并草拟《土地纲要》，为开展土地革命做准备。在调查过程中，他了解到一个新情况：在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之后，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于是，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这是一个新的认识，一个关系到秋收起义将举什么旗的认识。
此前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打的却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
“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仍然规定要打“左派国民党旗帜”，中央甚至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都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之后却认为要果断地放弃国民党的旗子。
8月18日，新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主持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开会，制定秋收暴动的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有关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就起义的几个主要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其中一个起义举什么旗的问题，他就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毛泽东提出这一主张，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他的这一主张却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反映了革命发展的趋势。在起义中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使秋收起义的性质清晰、明朗，也使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彻底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的主张一开始并没有为中央所接受，但他和湖南省委仍然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回忆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按照这一纲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并确定毛泽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的工人补习学校召开军事会议，组织了起义的指挥机关；组建了起义的基本队伍；明确了兵分三路，进击长沙，最后会攻长沙的行动方案。
与此前的国民革命军相区别，参加起义的三部分武装力量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打出了印着镰刀斧头图案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的红旗。身着灰色军装的官兵，个个扎上了红领带。他们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是新的队伍，新的斗争，为此，毛泽东兴奋不已，当起义爆发之后，他不由得填词抒怀：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转兵――在起义连连受挫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决策，实行退却和转兵
中共湖南省委对发动秋收暴动充满信心，寄予厚望。
暴动的目标很明确：“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为此，首先要夺取省会长沙。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但起义却未能完全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预定设想发展。
战斗力最强的一团因临时收编的邱国轩部阵前倒戈而严重受挫，连平江长寿街这样一个小镇都未能攻下；三团一鼓作气拿下了浏阳的白沙镇和东门市，却在强敌的反扑下损失惨重；二团先后趁虚攻占了醴陵、浏阳两座县城，却在浏阳县城内被反攻的敌军冲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情形之下，还能继续进攻，还能攻打长沙吗？
显然，继续进攻必然会陷起义于彻底失败，尚存的这点革命力量也将损失殆尽！随三团行动的毛泽东当机立断，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到浏阳县文家市会合的命令。
于是，原计划攻入长沙城会师的3个团，不得不在文家市这样一个偏远的小镇会师
这不能说是胜利的会师。没有兴奋，没有欢呼，只有暂时松一口气的感觉。
此时，集中到文家市的队伍只有1500人，与10天前起义时的5000人相比，是大大的减少了。然而，在失利之后保存和集中起来的这一批有生力量，却是非常宝贵的，它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的。
当晚，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决定这支队伍命运的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内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几位前委成员之外，还有一团代理团长陈浩、三团团部总支书记彭商人等师团主要负责人，何长工、杨立三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大家就围绕起义10天来的战斗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在讨论下一步“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时，则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起义的旗帜既已竖起，战斗又已经打到了这种状况，下一步部队往哪里去？如何行动？确实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还是后退，转战湘南？都需要立即作出抉择。因为，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围追的敌军就会赶来。
何长工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洵铁路，南段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都不好。中段，是两省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其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个别人如余洒度坚持错误主张”。
最后，总指挥卢德铭提议举手表决，并率先举手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主张。于是，在多数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前敌委员会决议。
清晨，嘹亮的军号声将1500多名工农革命军官兵召集到了里仁学校操场。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指战员们说：我们这次暴动，是向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是要继续我们的工农革命！我们拿起了武器，公开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眼下，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了一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我们的力量现在还很弱，大城市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的一席话，给官兵们以鼓舞，增添了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随后，部队离开文家市，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议，朝萍乡方向实施退却。
随队而行的毛泽东，心情并未因前委会采纳了他的提议、部队正实施退却而感觉轻松。他深知停止进攻长沙、率队退却，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余洒度是军事指挥员，应该清楚以千人之弱旅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击石，而他之所以在前委会议上一味坚持要继续进攻，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这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的要求，也迎合了部分同志急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复仇、尽快夺取革命胜利的心态。
毛泽东记起了“八七会议”后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的一段话：“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远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
显然，现在停止进攻长沙，退往萍乡，是改变了暴动的计划。但这是不是说自己动摇、犹豫呢？到底是继续进攻会陷暴动于败亡，还是及时退却会陷暴动于败亡？毛泽东努力清理着自己的思绪，他坚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放弃攻打长沙，退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是保持革命力量唯一可行的途径。
文家市会师后的转兵成了秋收起义的一个重大转折。会师之前，部队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执行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路线；会师之后，在毛泽东的决策下，部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开凿红旗渠 毛泽东给林县人吃了“定心丸”
20世纪60年代，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河南林县人，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在太行山的半山腰，凿出了一条绵延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解决了几十万人口吃水的难题和全县干旱田地的灌溉问题。而这个伟大工程的诞生，还与毛泽东有一段生动的故事。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为新中国山区建设的标兵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杨贵和一些基层代表曾在休息室里，围着毛泽东热烈地交谈。毛泽东一再告诫大家：“要搞好经营管理，要去做艰苦的工作。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怎么能搞好工作呢？”毛泽东还说：“我们搞合作社，搞水利建设，深翻土地，水、土、肥、密植、科学种田都要搞，有这个艰苦才能换来幸福。”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到了杨贵的心窝里，他满心欢喜地回到林县。
从北京开会归来的杨贵，看到眼前的一切，怎么也想不通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从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早在赴京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前，杨贵心里就已经布好了一盘棋，决心带领全县人民打一场修水利的硬仗，彻底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杨贵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指示，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孰料，“大跃进”的号角吹响，“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也随之刮了起来。“亩产万斤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如雷贯耳。不少人的脑子一下子热了起来。各地忙着“放卫星”“夺高产”，林县的水利建设被耽搁下来。
麦收刚过，尚未核产，新乡地委就召开各县负责人紧急会议。直到会议开始，大家才知道，是要求各县汇报春小麦亩产。来地委开会之前，杨贵亲自到几个公社作过调查，对全县的小麦产量胸中有数。在大家的推举下，性格直爽的杨贵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有啥说啥吧，俺林县今年小麦长得不错，初步估计，亩产能达到114斤……”
“怎么这么低？你们干工作没有？是不是瞒产了？”不等杨贵说完，主持会议的一位地委副书记就一脸怒气地提出一连串的质问。
杨贵有些莫名其妙，小声嘟囔着说：“来之前，俺细心核算过啊……”
“躺着睡觉也能产这么多！”这位副书记知道杨贵“头难剃”，再追问也只有这些，口风便一转：“是干麦子？还是湿麦子呀？”
“当然是干麦子。”
“你打上水分！”
杨贵望望左右：“这干麦子和湿麦子到底差多少？”
无人言语。
地委副书记没好气地说：“怎么也得加上一成吧！”
杨贵在心中默算后，实实在在地回答说：“如果是湿麦子，加上一成，就应该是125斤半。”
“像话吗？林县就这样搞大跃进？！”
见地委领导严厉地指责杨贵，在座的其他县领导一下子摸到了“底牌”。
“俺县280斤！”
“俺县350斤！”
……
有的甚至报到450斤！
杨贵了解新乡地区的情况，各县的地理和气候环境都差不多，亩产量最多不过一百五六十斤。为什么讲真话要遭到批评，讲假话却被大加赞扬呢？他心里忿忿不平。
到了，林县大田里的玉米长得绿油油的，已经两尺高了，上边却一纸命令：“砍掉玉米，改种红薯！”理由是红薯的产量比玉米高很多。可老百姓都知道，10公斤红薯才能顶上1公斤玉米！改种红薯的命令不能听。林县人硬是把官僚主义的命令顶住了。
麦时，地委又传来指示，土地不深翻到半米以上不许种麦子。杨贵心想，哪有这个道理！如此深翻，不要说破坏了土壤肥力，就连拖拉机和耕牛都使不上劲儿，只能靠人力一锄一锄地刨。为了不违抗命令，杨贵冷静地作出决定：“犁地比往常深一点就行，赶紧把冬小麦种下去，绝不能耽误农时！”霜降之前，林县70万亩冬小麦全都下了种。而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的一些县，因过度地深翻土地，延误了小麦下种，严重影响了来年的收成。
太行山，山上有树，地下有铁矿，还有煤。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林县、南乐、清丰三县的联合钢铁指挥部就设在林县。一时间，群众辛苦多年种植的树木被砍光了，小土炉炼出的只是黑乎乎的硫铁。洛阳拖拉机厂来林县调运钢铁的工人老大哥，看着这一堆堆无法使用的劣质铁，无奈得直摇头。
……
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谆谆教导，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杨贵怎么也想不通。
大家解开“紧箍咒”，林县人回到水利工地
1958年11月1日，杨贵在新乡地委参加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附近的新华浴池去泡澡。他刚一跳下洗澡池，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就到澡堂来找他。浴室里雾气腾腾的，看不清人，高雷扯着嗓门朝里喊：“杨贵同志在里面吗？”
面！”杨贵大声答应着。
“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不等擦干身上的水珠儿，迅速穿好衣服，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向新乡火车站方向驶去。高雷处长兴奋地告诉杨贵：“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开到新乡火车站了。主席要找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听说要见毛泽东，杨贵心中一阵激动。见到毛泽东，向他老人家汇报什么呢？杨贵认真地思考着……吉普车很快驶进了新乡车站。
新乡火车站是京广线上的大站。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一个僻静的站台旁。杨贵随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其他几位县委书记登上专列，走进一间大会客室一样的车厢。车厢的一头是一张长会议桌，另一头是用沙发围成的小会客厅。省委书记史向生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高兴地握住杨贵的手说：“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
毛泽东示意大家在沙发上就座后，座谈会就开始了。座谈中，毛泽东面带微笑，不断提问，谈话亲切而风趣。在省、地委的领导同志汇报过情况后，杨贵也谈了由他任总指挥的“林南清”联合钢铁指挥部的情况。
毛泽东问杨贵：“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
杨贵说：“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泽东又问：“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如实地说：“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见杨贵实话实说，在座的省、地委领导都捏着一把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说话也不把着点“门儿”。
这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向大家提问：“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
史向生书记见毛泽东发问，只好实话实说：“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问杨贵：“林县有多少人？”
“60多万。”
“林县有林吗？”
杨贵答：“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又问：“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
“五六万人怎么住啊？”
“都住在野地里。”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说：“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
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的心情很沉重，他还有更焦急的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林县经过兴修水利，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毛泽东追问道。
“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大家：“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其实，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在为大炼钢铁的事情犯愁，多数人不敢讲真话，怕被扣上“反对大办钢铁”的帽子。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开了“紧箍咒”。杨贵也有了主心骨。座谈会之后，林县数万大炼钢铁的村民愉快地回到了丰产的农田，回到了兴修水利的工地。
到1959年底，林县已建成中小型渠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个，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有效灌溉面积20.1万亩，比5年前增加了近20倍，干旱缺水的状况很大程度地得到缓解。
“引漳入林”，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那天在专列上，毛主席把这句话重复讲了好几遍。杨贵和林县人好比吃了“定心丸”，心里亮堂堂的。
1959年，正当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胜利，夏收作物喜获丰收时，林县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流经林县境内的淇、淅、露、洹四条河流都干涸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很多村庄的群众只好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整个林县仿佛又回到滴水贵如油的从前。林县的群众说：“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修水库，依然蓄不住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呀！”
身为县委第一书记的杨贵，更是心急如焚。5年来，领导林县人民兴修水利的实践告诉他，单靠在林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组织3个调查组，兵分3路，到山西境内去考察水源。
当杨贵一行步行到山西平顺县石城镇附近时，只听峡谷中回响着巨大的水流声，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竟是翻滚着波涛的浊漳河！据当地干部和水利人员介绍，浊漳河流经此地时，常年有25立方米／秒的流量，一到汛期流量在1000立方米／秒以上。
真是不虚此行！掌握了浊漳河的第一手资料，杨贵兴奋得夜不能寐。他打开地图，用红铅笔在几个设想的引水地点上重重地画了记号。一个前无古人的“引漳入林”的伟大构想在杨贵心中生成了。
不久，林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引漳入林”工程。在河南省委、省人委，新乡地委和行署的大力支持下，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决策诞生了——林县人要到山西境内去劈山导河，把浊漳河拦腰斩断，逼水上山，把水引到林县的分水岭，再由分水岭修建3条干渠，连通南谷洞、弓上、要街3个水库，将3个水库变为“引漳入林”的调蓄水库，彻底解决林县水源不足的问题！
然而，“引漳入林”工程还未开始，风凉话就在林县和地委机关散布开了。
“上了太行山，望见运粮河（运河），远水解不了近渴。”
“漳河水要是能流到林县，那是公鸡下蛋！”
“背着干粮送远屎，屙了屎还肥不了林县的田！”
……
斗争、压力、困难、风险，无时不在。由于没有上级的专项拔款，林县要实施这一工程，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究竟林县财政实力的“荷叶”，能不能包住“引漳入林”这个“大粽子”？杨贵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引漳入林’工程很大，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国家也不投资，如果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修建，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山西方面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可失。错过机会，林县人民可能将永远受缺水之苦。现在修建，困难太多了，最基本的办法是自力更生。”
1960年1月28日，庚子年春节这天，林县县委一班人是在期盼和兴奋中度过的。大年初一，全体县委领导和一些机关干部不约而同地来到杨贵家拜年。大家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引漳入林”工程。2月10日晚，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引漳入林”动员令》通过有线广播迅速传遍林县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奔走相告，整个林县沸腾了！
2月11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吃过扁食（饺子）的林县民工便浩浩荡荡地从全县15个公社同时出发了。他们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推车，赶着马车，向着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浊漳河汇集。尽管早春的豫北大地寒风凛冽，人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开创幸福的喜悦。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
工程开工不久，杨贵便提出建议：把“引漳入林”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叫做“红旗渠”工程。他号召全县人民，排除万难，高举红旗前进！
1965年4月5日，总干渠胜利通水。
1966年4月，3条干渠同时竣工。
1969年7月，干、支、斗渠配套建设完工。
0载寒暑，10年苦战，在这条总长1525.6公里的红旗渠上，英雄的林县人民兴建了48座水库、364座塘堰；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其中凿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1座；在每条支渠上还建起了数量不等的小水电站和提水站，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在林县全县基本形成。林县人从此告别了缺水的日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54万亩。
从此，红旗渠以其独有的慷慨的赠予和奔腾的激情，在林县挥洒出一片灿烂的天地。尽管天上还是骄阳似火，地上却是一派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色；昔日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林荫公路；那从群峰之间穿山越涧而来的滔滔渠水，转瞬间化成了巨大的电能，又穿山破雾，奔向太行山深处；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如今红旗渠宛如一座绵延起伏的“水长城”，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中外游客。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为军事统帅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在建军80周年之际，我们感觉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为人民解放军的建立、生存、发展、壮大出力最多。而目前国内外市场上还缺少一本真正的《毛泽东军事传记》，为了表达我们的一种心意，也为了让读者了解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同时为了好读，我们编辑出版了《军事统帅毛泽东》画传。
在编撰过程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毛泽东是怎样成为军事统帅的，为什么他能够成为军事统帅？按通常情况来说，毛泽东青年时代学的是师范，如何当老师。他当年的志愿也是做一名教师或者是新闻记者，从没有读过军校，学习过军事理论，在实践中又是半路出家，34岁才走上军事生涯。此外，我们党内不乏既受过军事训练，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但是毛泽东却脱颖而出，其中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智慧第一的政治家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具有准确把握事物本质，善于抓住一切有利机会的政治智慧。纵观他的军事生涯，每当需要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候，他几乎都做出了正确选择，抓住了一切应该抓住的机会。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时，是他第一个看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国情，主动引兵井冈山，为党保存了实力，也使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
1935年在民族矛盾上升时，他看出了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谁抓住了抗日的旗帜，谁就能号召全国。他因此适时调整党的政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最初的反应是要杀蒋，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若和平解决必然有利于中共的发展。于是，他一面在军事上积极支援张杨，防止蒋军的进攻；一面在政治上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使党的合法存在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为党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l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看出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建立民主政府的愿望。他顺应民意，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胜利后，他通过重庆谈判，将中共和平和民主建国的诚意召示全国，使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也使中共采取自卫战争有了民意的支持，为解放战争的胜利铺好了路。
高瞻远瞩的战略家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统筹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家。l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后，他明白蒋介石是不会容共的，于是，力排众议，提出了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国民党作战的战略方针，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l938年春，毛泽东看到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日军兵力空虚，立刻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一方面使八路军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华中的新四军同八路军联成一片，形成了极有利于我的局面。还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便看到了东北地区的重要，提出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就有了胜利的基础，为解放战争抢占东北争取了时间。此外，毛泽东在指挥作战方面的谋局布阵，也充分显示了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如刘邓直出大别山，对三大战役的部署与指挥等，都是大谋略、大手笔，很难有人可以匹敌。
具有非凡的组织力的实干家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不足千人的队伍上了山，这支小队伍由工人、农民、一部分军人组成，十分混乱，如何管理？又如何使他们在国民党军队的丛林里得以生存，做到能打、善战而不溃散？这不用说对于没有带过兵的人，即使有带兵经验的人来说，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在整顿队伍时，首先把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党代表，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民主，确立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久，又为红军制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使军队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解决了军队的经济来源问题，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随后，又逐渐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了军队的纪律性。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为党摸索建立了一支区别于任何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把这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打造成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闻名中外的优秀军队。
善于总结经验的军事理论家
在毛泽东22年的军事生涯中，在红军十分弱小时，他同朱德一起总结了脍炙人口的十六字诀。当人们十分困惑，诘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时，他写出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红军作战失利，不得不进行长征后，毛泽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帮助人们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当日军十分嚣张，中国人民感觉没有出路时，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以增强国人战胜日军的信心；在我军与国民党激战十分激烈时，他写出《十大军事原则》。他所总结的战争经验，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将领。粟裕说，他之所以能在极其困难的几年生存下来，就是按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做的。陈士榘回忆，他在解放战争中制定的一些成功战例的方案，都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既善于治军又善于打仗的军事家
有人善于治军，却不长于打仗；有人善于打仗，却不长于治军。毛泽东除了具有打造一支优秀军队的才能外，在指挥作战方面，更留下不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外线歼敌等等的成功战例。如著名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漳州之战、娄山关之战、四渡赤水之战等等。
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集中兵力以各个歼敌为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蒋介石则提出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一出场，毛泽东就在蒋介石之上。我军虽然兵少装备差，但灵活机动到处歼敌，蒋介石虽然兵多装备好，但包袱太重，处处被动挨打，很快处于下风，这也是我军很快转弱为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意志顽强、敢闯新路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坚韧意志和顽强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战时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他的一些正确意见不被大家所理解，曾不断受到错误的打压，但他不分裂，不出走，而是相忍为党。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候，在红军左冲右突不能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敢于负责，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他的战友一起把部队带到陕北，开创了一种新局面。
在全党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时，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很快冲破了这一思想框架。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期间，虽然遇到来自教条主义的重重阻力，受了不少打压，但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中国革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道路，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告别“官国”的历史起点，其代表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谢觉哉从毛泽东睡硬板床说起
1959年春，党内尊敬的“五老”之一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
谢老还同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老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他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困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
谢老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在这里，他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的，权力具有两重性，人民赋予的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能被用作谋取私利。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了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存在的这种危险。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向“官国”开炮
早在1944年11月，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看来，骄傲，就必然脱离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会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覆辙。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防止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警示，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毛泽东上述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是共产党员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本色、拒腐防变的长鸣警钟。
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的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知道，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固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剥削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拼命维护他们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借助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实施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国家日益成为脱离社会的机关。这种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官僚与社会的对立和分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达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同时还要看到，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旧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这不能不是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正是谢老称之为“官国”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铲除特权才能防止人民江山变色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它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性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饱含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他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这时，毛泽东的思绪回到亿万工农百战多的艰苦岁月，目光却射向未来，他深深地思考和担忧，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中的特权思想滋长而改变颜色？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他接着说，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这时他特别提出，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是毛泽东1945年提出以民主新路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1949年提出“进京赶考”等一系列思考的延续和深化。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考和历史课题，后辈共产党人应当加以警惕和自律；以能够交出一份让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满意的答卷。
从制度上入手打破“官国”传统
1959年谢老在井冈山慰问老区时曾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在谢老讲这番话之后的第六个年头，毛泽东在井冈山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临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毛泽东这是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打破“官国”传统的制度必须依靠人来执行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当时，八机部部长、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通过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真正做到了同工人“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报告中深有感触地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在批示中还尖锐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怀有深刻的忧虑，担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会不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同“官国”传统决裂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仆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毛泽东赞彭德怀诗发表始末
来源：今晚报
写六言诗的背景
1935年10月，蒋介石发电报给盘踞在陕甘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各部：“朱毛赤匪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为确保长征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提出决不能把尾追长征红军的敌
军带进陕北根据地。于是毛泽东把砍掉尾追长征红军的“尾巴” 的重任交给彭德怀。
接到命令后，基于对军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怀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发给前线作战部队及毛泽东的作战电报，在作战电报中分析该地区地理环境特点时，写了“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电文。根据彭德怀等人制定的作战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原红一方面军缩编改称）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在吴起镇西北部的五里沟口一带设下埋伏。翌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敌35师骑兵团2000多骑兵进入我军伏击圈。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同时向敌骑兵开火。这一仗红军吃掉敌1个骑兵团，击溃敌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迫使敌军停止了对长征红军的追击，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战斗打响的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作战科长伍修权陪同下来到前线，心情异常兴奋，即兴创作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其中“山高路远坑深”一句诗，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作战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用语，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作战情况时，恰逢毛泽东不在住处，彭德怀无意中看到毛泽东已写好放在办公桌上的赞颂自己的诗，感到很不安。于是随手拿起笔，将最后一句修改为“惟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放在原处离去。
《战友报》编者注出错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写成12年之后的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没向毛泽东索取原稿或经过毛泽东本人校阅后），以《毛主席的诗》为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诗。然而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战友报》首次发表时不慎出现一个史实错误，编者注释误把该诗创作的军事历史背景注释为是在红军取得突破腊子口战斗之后写成的。此诗发表后也没有人对错误注释提出纠正。
也正是首次发表时的错误注释，为毛泽东后来否认他曾创作该诗赞颂彭德怀，留下了最初的隐患。
《解放军报》沿用错注
新中国建立，1954年庆祝八一建军节之际，《解放军报》沿用《战友报》发表的原文及原注释，再次发表了这首诗。
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读报后，对林彪指挥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为何要写诗赞颂彭德怀感到不好理解，于是便向彭德怀询问这首诗的写作历史背景。彭德怀看了报纸，发现了上述错误注释，于是以当事人的身份作出纠正：“攻占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一军团打的，不是我指挥的。这首诗不是在腊子口写的，是在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彭德怀向军事参谋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军事历史背景。
遗憾的是，彭德怀的纠正，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关方面从此彻底纠正上述错误。
误导毛泽东记忆
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毛泽东，准备再次发表这首诗，并请毛泽东校阅诗稿。该编辑部在致毛泽东信中沿用《战友报》的错误注释，继续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写出的诗句。而毛泽东此时仍清楚地记得，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是林彪指挥的，而不是彭德怀。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注释极容易诱发毛泽东对这首诗的记忆陷入误区。可能由于工作繁忙，无暇深入回忆该诗写作的有关情况等原因，毛泽东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了内容十分简单的回信：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彭德怀引诗驳斥诬蔑
彭德怀遭遇不公正批判后，党内极个别人乘机落井下石，歪曲历史事实，以诬蔑不实之词攻击彭德怀说：彭德怀在历史上与毛泽东就存在隔阂，毛泽东在历史上也并不信任彭德怀。面对上述诬蔑之词，彭德怀曾据史力争，依据历史上毛泽东作诗赞颂彭德怀的军功，对彭德怀十分信赖这一确凿的史实，为自己作了有限的辩护。彭德怀在蒙冤期间所写的自述中，写出一段文字：
有人说：“在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与我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依赖。
确认诗作
由于1957年2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该诗不宜发表，因此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中，未把该诗收入其中发表。接下来由于1959年彭德怀被错误罢官，绝大多数人不再对该诗的真实性作研究考证，这导致在1963年和1976年两次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都没有将该诗收入毛泽东诗词之中发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彭德怀的冤案得到平反。长征中一直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杨尚昆（长征前期彭德怀与杨尚昆分别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军团政委；长征后期中央红军改变为红军陕甘支队后，彭德怀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杨尚昆任该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曾创作该诗及彭德怀修改该诗的历史事实。
经过多方面史实考证，根据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料，毛泽东创作军旅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基本情节已经确凿无误，据此由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将该诗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作品之中发表。（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中国，“官国”的传统具有非常深厚的土壤，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事业的拥护者，都要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新解读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人民战争思想“过时论”近年见于国内外一些学术期刊。人民战争思想真的“过时”了吗？今天本栏发表的孟宪生的文章，提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当代人民战争也必须是整体战”的新解读，作为一家之言，供研究者参考。
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的初步认识和历史回顾 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敌对双方单纯的武装斗争。进行战争的任何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在有关自身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前，都将尽一切可能调动起自身各方面的力量去与敌人作拼死搏斗。正是在对这一战争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以武装斗争为主，并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的人民战争斗争形式，使各种斗争形式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以军事为主导，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进行的所谓“总力战”。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提出用人民战争回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体战争，从而把中国各族人民和各种进步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为自己祖国的生存而战。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变单纯政府抗战为全民族的整体抗战；变单纯正面战场为正面与敌后整体战场；变单纯军事斗争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斗争。从这一视角讲，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用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战”，对抗帝国主义的“总力战或总体战”。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亦符合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三大特点之一的“整体性”特点。
提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这一理论命题和理论探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力量上形成整体威力。为了把人民群众组织到革命战争中去，需要有效的组织形式。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三结合”的战争力量组织形式。这里的“三结合”，一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二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三是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斗争组织体制。这个“三结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一个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巨大组织形式。实践证明，它能充分发挥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威力，从而使敌人陷入我全民的整体包围之中。
第二，在形式上进行广泛的整体动员。在寻求到战争力量的根源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之后。怎样把他们动员起来，使之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是对战争力量进行运筹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包括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思想动员等等。例如：政治动员上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党我军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多种动员形式，造成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形成人民战争强大的整体洪流。
第三，各种斗争形式上相互协调、整体配合。就是把武装斗争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间接地配合起来。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多种配合所形成的整体斗争体系，在政治上，将人民的武装斗争与政权的斗争紧密联系，既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又要通过运用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支援武装斗争，使敌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军事上，使敌人处处遇到抵抗，处处遭到打击；在经济上，运用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奸商及其他犯罪分子对我方经济的破坏，保护我方经济的发展，以支援革命战争，并用一切手段破坏敌方经济，以削弱敌人的战争承受能力，使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力量枯竭；在文化上，毛泽东重视把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思想文化战线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暴露敌人、仇恨敌人、团结人民，使敌反动面目充分暴露，激励人民奋起抗敌。在外交上，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联合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使敌陷入我全面整体的打击之中，处处被动，最终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提出“当代人民战争也必须是整体战”学术命题的基本思考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战略遗产，其精髓是不朽的。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事理论，它必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寻求创新发展。为此，提出“当代人民战争也必须是整体战”的学术命题，主要着眼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方式的认识。是采取暴力的方式制胜，还是和平的方式制胜，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逐中面临的两大选择。人类已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角逐的空间已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延伸，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种领域、多种手段去谋取和维护自身更大的利益，这种角逐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是实实在在的整体战。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霸权主义在政治上的扩张、经济上的扩张、文化上的扩张、军事上的扩张。美国在谋求实现世界霸主地位时，主要是以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和人权打压战略，经济上的资本扩张战略，文化上的渗透战略等非战争手段开辟通道。
二是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更具有整体性。战争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整体较量。战争整体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展。信息化时代是真正的整体战争时代，没有平时、战时之分。核威慑下的和平、军备竞赛、局部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众传媒、舆论、心理、法律等，都在全时空进行。进行这样一场极其复杂的整体战争，没有人民的总动员，没有人民的全力支援是决然不能取胜的。
三是战争与和平、平时与战时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信息化作战更是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理论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训练诸要素的整体结合。
四是信息化战争必将是人民战争的整体战。我们所面临的战争将涉及我国领土和领海的广大空间，战争一开始就可能遭到敌从陆地、海上、空中多方向、多样式的猛烈袭击。敌我双方不仅在广阔的陆地上进行交战，而且空中和海上以至于外层空间、包括心理、信息、传媒、网络等都会成为激烈的战场，信息化战争将改变人们“前方”“后方”的观念，是名副其实的整体战。这种整体空间作战不仅是指诸军兵种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而且还包括各种武装力量之间及非武装力量的相互协同。信息网络战、大众传媒战都将成为人民战争的新形式。这就要求，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途径和方法应该改变仅限于陆海空战场所形成的固定模式，尤其是不能被陆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所束缚，而应按照新的战争空间、战场需要去设计和探索各种灵活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管敌人从哪个空间来，也不管敌人在哪个时间来，都有对付它的一套打法。只要我们围绕传统优势，不断地探索创新，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必会大放光彩。
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当代的人民战争也必须是整体战”这一学术命题的立意，在未来的国家角逐中，必须要坚持人民战争整体战的正确指导。当代的人民战争整体战的建设，关键在平时，即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社会治理上，必须要反映和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以自觉的行动参与到人民战争整体战中来。如：在政治领域应对强权的所谓民主扩张、应对利用人权干涉主权、应对主权被肢解，需要“人民战争”；在经济领域应对强权发动金融战、贸易战、知识产权战，需要“人民战争”；在文化领域面对强权的价值观征服、舆论打击、传媒欺骗、文化渗透，需要“人民战争”；在军事领域更需要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抗击、遏制强权发动的战争。在这方面，特别是要认真研究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整体战的新理论，根据当代人民战争整体战形态、作战样式的新变化，深入探讨人民群众参与战争的方式，人民战争武装力量的构成，以及多种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等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物质资源丰富、人才群体辈出、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等优势，形成在信息化战争背景下人民战争整体战的巨大优势。进行信息化时代人民战争整体战不仅需要本国人民的支持，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道义上的支持。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有利于我们在全世界建立最广泛的“道义”统一战线，用全世界人民正义的整体战遏控强权、霸权发动的非正义的整体战、争取和平，从而构建人类的永久和平。
毛泽东井冈山预言：二十年后革命一定会胜利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28年的春夏之际，湘赣边界割据区域刮起了一股颇为扰乱人心的风浪，其代表性口号就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三月底湘南失败，湘赣边界被敌人占领，再加上秋收起义的失利与广州起义失败的潜在影响。一系列挫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及事实上艰难困苦的环境，就像迷雾一样，朦
朦胧胧地遮住了部分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景，陷入在灰心丧气的愁城困海之中。
客观地说，能够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那样蛊惑性很大的疑问，决非一般的人，起码是个知识分子。这一口号的创造者还真是一个“文化人”，他就是时任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部宣传干事的杨岳彬。
杨岳彬是湖南华容人，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华容县委常委兼县总工会主席。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因他能说会道，还善于刻钢板、作画，红四军成立后在三十一团任团部宣传干事。
杨岳彬生来性情活泼，爱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且常语出惊人地夸夸其谈。“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得卵打光”等一类的调笑语，就是这老兄创造出来的。这些话虽然是开玩笑时讲的，但也反映出他内心对井冈山艰苦生活的不满情绪。一天，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员一民找到杨岳彬，要团部宣传干事给他们营添置一面红旗。杨岳彬正与红军医院的院长曹钅荣 等人闲聊得起劲，听了甚不耐烦，撅起嘴回员营长道：“置什么红旗，这红旗还不知道打得下去么？”“什么？你说革命的红旗打不下去了？”员一民听后瞪大眼睛，双目带怒地冲着杨岳彬斥责起来。杨岳彬见风头不对，连忙改口说：“我哪里讲打不下去？我是说到底打得多久?”“你呀，你这个人思想成问题，比哪个都右倾！”员一民说着气哼哼地走了。
杨岳彬的这句话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开了。别看这句话简单，却真是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为当时正在流行的右倾悲观情绪推波助澜。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之前的四五天，毛泽东与龙开富到宁冈县坝上，了解乡村红色政权建设的情形。进村不久，遇到了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和一个叫刘亮玉的区委干部。毛泽东与刘克犹熟悉，便叫着刘的名字问道：“你们到这里做么子？”“还不是落实党训班的事。”刘克犹一边回答，一边在毛泽东对面的方桌旁坐下。毛泽东听说过，宁冈县委最近决定各个区委举办一期党训班，受训对象是基层党员及斗争积极分子，便就党训班的事与刘克犹、刘亮玉聊了起来。
毛泽东从乡村布尔什维克建设的重要性说起，一直讲到边界党的现状，包括将要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时间不觉过了半个多钟头，刘克犹知道毛泽东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情不自禁地把一桩蓄之已久的心事说了出来：“眼下冒出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挺是扰乱人心的，这样下去不是个头。毛委员，你的看法怎么样？”
听了刘克犹的提问，毛泽东默然一阵，才语气凝重地说：“是呀，有人提出了疑问，不作答复是不行的，边界党正在考虑这件事情。马上要召开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届时着重解决右倾悲观的问题。”他停顿了几秒钟，接下说：“有些同志在革命发生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就怀疑革命的红旗子打不下去，因而发生了悲观情绪。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小了革命的力量，看大了敌人的力量。这些同志只看表面现象，不看问题的实质，所以容易被迷惑，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悲观丧气的思想也由此而生。”
情绪开始激动起来的毛泽东，就像对着很多人演讲一样，以激昂宏亮的声音继续说道：“世上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革命何尝不是这样？湘南有个三月失败，井冈山也被敌人占领过一次，这怕么子呢？损失了的东西还可以创造嘛。去年秋天，我们上井冈山不到一千人，尔今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湘赣边界这样的好地形，又有广大民众的拥护，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的。边界的红旗子无论如何倒不了，一定能够打下去！”
刘克犹等人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地点头，口里“嗯嗯”有声。毛泽东见状意犹未尽地说：“一叶障目，不见高山，右倾悲观的思想只有自我消沉，这是非常有害的！”
与刘克犹一道来的刘亮玉，听了毛泽东的宏论，犹觉一股清风自心底吹起，拂散了迷迷蒙蒙的雾帘，感到豁然开朗。刘亮玉激动之余，不禁冲口而出问了一句：“毛委员，照这样下去，你说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只见毛泽东略一沉思，深邃的目光投向屋外逶迤起伏的群山，朗声回道：“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刘亮玉的眼里闪过一道惊喜交加的光焰，连连点头说：“我相信，我相信。”
刘克犹知道毛泽东时间紧，况且自己也有任务在身，说了几句告辞的话，与刘亮玉去滩头找坝上乡的党支部书记金观恩去了。
毛泽东这次在坝上的预言性讲话，经刘克犹、刘亮玉几个人传播出去，在民众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年后”这句话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打下了烙印。1949年11月，曾经脱离革命的刘克犹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毛泽东任了主席，感慨万端地对村人说：“毛泽东真是预言家。1928年他在坝上讲20年后革命定然获胜，果真兑现，神明！神明！”
毛泽东让全国人民站起来
来源：新华网
罗 义 作者文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57年，弹指一挥间，国庆节又悄然而至。此时此刻，不禁想起一位已经离开我们30年，而全中国、全世界铭记的伟人。
他，就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9月27日晚，工作人员将新绘制的毛主席像挂在粉刷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 新华社发
1949年10月1日，他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用宏亮的湘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是他让全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走上天安门城楼前的28年间，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反帝反封建战士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
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已57年。这57年，不知有多少人感激他。今天，他已离去30年。这30年，不知有多少人怀念他。
新中国成立，人民主人翁的地位确立了。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人民不再受掠夺、奴役，人民不再受欺凌、压迫和剥削。
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毛泽东升起，上面那四颗小星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共和的象征。国体的决定，宪法的规定，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民主权利。为了人民能真正拥有民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扎扎实实推进人民民主工作。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权力交给人民；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接受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废除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有了民主，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可以参政议政，可以选举自己的政府。真是“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在旧社会，中国人民可谓穷怕了、饿怕了。为了让站起来后的人民吃饱肚子，生活不断得以改善，延安时期，他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国后，他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积极探索适应中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十大关系”，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建国前大大提高。仅土地改革，就使全国3亿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500万吨粮食，平均每个农民年增加粮食233.33斤。
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使中国人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毛泽东通过发起运动，开展一系列思想教育，使人们与封建社会，与旧社会的人缘关联彻底决裂，彻底铲除了封建社会的历史根基。人们的思想获得全面解放，再没有人愿做旧社会的“余孽”。这让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站了起来。
新中国的诞生，全中国人民站起来，使新生的国家巍然屹立东方，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备受国际社会普遍尊重。
此时，耳边又响起了那宏亮的湘音：“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