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日期：2007/11/11 10:22:50 来源：本站 浏览量：1080
一、构建中华主流文化 打造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
（一）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成当务之急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像杜甫那首题为《春夜喜雨》的诗中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最好的办法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要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使我们的国家在21世纪从文化大国变为文化强国，就要着力构建中华主流文化。
历史让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变得迫切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为什么构建中华主流文化今天显得如此迫切？从根本上说是历史造成的。
1840年到1919年，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向西方学习，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迎头赶上，我们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搞“洋务运动”，购进国外的先进武器等等都是其表现。中国主导思潮变化的转折点是1919年凡尔赛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时中国宣布中立，因为中国人觉得在欧洲打仗离中国很遥远，跟我们关系不大。但战争打了两年后，双方伤亡惨重，英国、法国等国劳动力严重匮乏。于是，他们就来找中国人，要求中国向欧洲派遣劳工，并向我们做了许多美妙的许诺，诸如在战后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云云。中国人相信了他们的话，向欧洲派遣了17万华工，牺牲了2万。
一战结束后，德国被打败，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的代表提出要求把战前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巨头做出决定，山东半岛不归还中国，给了日本。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老师欺负学生太过分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要革命必须批判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因为如果还按照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革命是不允许的。批判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是革命的需要，是正确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继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行大批判，这种做法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破“四旧”，彻底地否定过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有很多好东西，与我们原来的想象不一样。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使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我们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洋的好，中国的不好；新的好，旧的不好；现代的好，古代的不好。这种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众多的表现。上述这一段历史导致了在今天的中国主流文化缺失。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多好东西，成就是毋庸非议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坏事。汪道涵同志在世时，我们曾经谈过若干次，他把中国的坏事归结为“四失”：失衡、失序、失范和失控。汪老在讲这番话时，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忧虑。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构建中华的主流文化。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的“两个需要”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是全世界寿命最长的封建社会。寿命长的根本原因是中华主流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封建时期，朝代可以更迭，统治者可以变化，但是中华主流文化却始终一以贯之。文化规范公众的行为，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在我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希拉克总统不止一次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为世界所熟知。但是，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东方文明、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这些贡献，今天的世界文明不会是这个样子。然而，世界对这一点知之甚少，这是不公正的。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崛起，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一定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希拉克总统是西方政治家中少有的熟悉中华文明、东方文明的人士，他的上述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中华主流文化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
我认为，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毛泽东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毛泽东虽然提出来了，但这项工作没人去做。我认为今天是时候了，要把中华文化的精华发扬出来。
前年底，德勤公司（世界上最大的会计公司之一，全球有13万人）在北京举行有500多人包括德勤主要领导参加的晚餐会。对方邀请我作为主宾讲话，我发表了一篇讲话《正在崛起的中国与世界》，是用英文讲的。讲话结束后大家提问。有一位人士问了一个问题：“你说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我用英文回答说：“We Chinese believe in peace and harmony.”——我们中国人相信和平与和谐。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化”。随后，我给对方讲了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故事。我讲话后，德勤的主要领导纷纷问我，《三国演义》有没有译成英文的，他们要去买这本书，认为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后来，德勤给领导层每人送了一套英文的《三国演义》。德勤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对我说：中国应当向世界“出口”和谐，今天的世界太需要和谐了。
“化干戈为玉帛”、“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等，说到底都是“化”。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被同化，唯独在中国被“化”掉了，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通过“化”，把一些对立的东西逐渐化解了；通过化，实现了和谐，中国需要和谐，世界也需要和谐。
第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创造了很多好东西。
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是对中华文化宝库的丰富和发展，这也值得总结。
第三，外国先进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吸取各种文化的营养。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其根本原因是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人类文明成果是丰富多彩的，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
以上三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也是一个整体。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也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能搞运动。因为那样宣传意味太浓，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反感。这样做，又恰恰违背软实力的基本特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像杜甫那首题为《春夜喜雨》诗中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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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软实力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其概念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主要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得到普遍认同，甚至被吸纳或融合到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去，这个国家与他国之间就会少几分敌意，多几分理解
由于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
（二）为何把文化建设摆上如此重要位置
编者按：十七大报告肯定了近几年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并对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如何不断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色以及怎样做好文化建设的阐述高屋建瓴，提出的措施详尽得当，具有鲜明的特色。
主持人：
马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徐 珂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处长
嘉宾：
邹广文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教授
张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胡锦涛同志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文化建设提出了哪些新论断和新要求？
张晓明：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出发，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出发，对文化建设作出了新论断，提出了新要求。一是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全党发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号召，二是首次明确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作为重要任务提出来，三是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
主持人：胡锦涛总书记分别阐述了推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项基本措施。首先，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其次，要以建设和谐文化为目标，以繁荣文化事业为基础，培育文明风尚；再次，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发展文化产业为突破口，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为什么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上如此重要的位置？
张晓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显得尤为迫切。同时，不断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也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因此，这些新论断、新要求的提出，充分表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文化建设摆上了空前重要的位置；显示了我们党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决心和信心；展示了我们党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勇于和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的开放心态和博大胸怀。
邹广文：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文化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新型战略课题。文化的竞争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新的角力场，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体现。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可谓意义重大。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要素所体现的“软实力”。软实力对社会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文化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唯如此，重视和提高文化软实力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邹广文：首先，我们应该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发挥以“和谐”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发掘其中的普世价值观，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其次，我们要以文化为平台，通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致力于科技、制度和品牌创新，加快文化向经济领域的渗透，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再次，中国要成为强国，文化与政治、经济必须同时强大，因此应该尽快增强文化软实力，消除“文化赤字”。总之，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就是提升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素质”和“文化产品”这两个核心指标上面。文化在人的身上体现得更加重要，集中体现于人的思想道德，人的行为规范，人的理想境界，人的文化素养等；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影响力。
张晓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和民族精神在历史上为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文化传统和东方智慧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展示当代中国的文化特色和精神风貌，拉近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可以打造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机构，增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实力。
在文化建设方面，首先是做好环境建设。要像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这是文化建设取得更大成绩的制度性保障。其次是人才储备。当前文化建设要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需要大量掌握先进知识和思维敏捷的优秀人才，这是文化建设保持持续活力的基本条件，要尊重、重视文化人才做出的贡献。第三是精品工程。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这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和体现文化竞争力的最终成果，文化作品的好坏，反映出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
（三）努力打造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加强文化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在文化建设当中，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提出这些思想和要求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在于其精神支柱牢不可破
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民族，没有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就等于没有精神支柱。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数以万计的民族，但很多民族都因精神支柱垮塌而消失在历史的空间。有的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而又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精神支柱牢不可破并能够与时俱进。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断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先人创造了绵延不断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古代有延续数千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尽管这一价值体系到了近代逐渐式微，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逐步实现着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并广泛包容中外优秀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在逐步形成，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文化的基础是“话语”体系，也就是概念体系。中国现代文化的话语体系从何而来？对此，人们研究不多，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们今天的话语体系很大部分来源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系统翻译和研究。我们今天的汉语规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中用语规范体系建立起来的。当然，在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中还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许多优秀概念，并创造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新概念。在新世纪，我们要建设的和谐文化，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延续，但又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要赋予中国现代文化以更多的和谐特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首先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形成能够反映这个价值体系的概念体系。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体系框架，特别是其物质基础，但其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化体系的建设还很不完善。而只有当现代文化特别是现代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和完善的时候，我们这座现代化社会大厦才能成为人们的现代精神家园，才能具有“灵性”，从而生机勃发、光彩夺目。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
近30年间，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价值”、“价值观念”为何物，只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探索中，才逐步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意识、主体意识、人权观念等一系列价值概念。这些概念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用语到法律文本、哲学话语。其中，有的是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有的则是全新的概念。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已经取得的思想文化成果并不断与时俱进，就一定能够建立崭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并进而建立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
从当下的忧患意识角度看，建立核心价值体系也刻不容缓。众所周知，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我们要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时间压缩必然使社会矛盾空前集中。而所有这些矛盾，最后都要反映到人们的精神上来，形成内心的矛盾，甚至精神危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由过去的“单位人”变成为“社会人”，再采用过去那种组织方式和教育方式来解决人们的理想信念问题已经越来越不现实。正像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社会化一样，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必然越来越社会化。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崭新的、人们能够普遍认同的、社会化的、现代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以维系我们民族的繁荣发展。
完成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历史任务任重道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应当说，这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我国现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但要进一步具体化并使之成为每个人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还需要提炼出一系列基本的价值概念。例如，中国古代有仁、义、礼、智、信等，西方近代有自由、平等、博爱等。我们现代核心价值体系也应当有这些标志性的价值概念，如科学、务实、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富强、文明、和谐、和平等。这样，才能把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相衔接，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衔接，把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相衔接，使现代价值观念体现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要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还必须在深入研究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同时，注重深入探讨实施核心价值观念教育的机制问题。比如，我们既要编写好相关文本，又要培养相关教师，还要善于联系广大社会成员的实际精神需要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思想实际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大众教育经验，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尽量降低人民群众接受文化的成本，大力兴建相关的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大力发展反映核心价值观念的文学、艺术以及各种传媒等，以便人们参观、学习和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又如，我们应当加强对青少年的礼仪教育，在思想品德教育课中应适当增加礼仪教育的内容，从家庭礼仪到社会礼仪。只有通过全方位的科学的价值观教育，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才能使人们在实现个人理想的同时实现社会理想，在知识学习和艺术欣赏中陶冶高尚情操，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健康人格和科学而高尚的价值观念。
二、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提升软实力的关键点
要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关键就在于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
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现在，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干扰，我们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深刻认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
认识和处理好三种重要关系
国家软实力由多种因素构成，其核心实力是文化魅力。一个国家的文化，丰富地表现为国民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素质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等。这种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更渗透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外交政策之中，形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
国家整体形象对世界越是有吸引力和亲和力，国家软实力就越是强大。文化的力量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它的发挥根本上是靠文化的吸引、精神的感召，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引人入胜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超越性。正是文化的这种特点，使得软实力具有特殊的强劲力量。要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关键就在于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种重要关系。
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增强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关系。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应当突出中国文化丰富、多样、博大、包容等特点，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世界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文化有没有吸引力、感召力，根本上取决于这种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
我国自改革开放近30年来，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为各国人民所关注和羡慕，出现了全球性“中国热”以及诸如“中国共识”、“中国模式”等理论解说。事实表明，人们对中国发展奇迹奥秘的叩问，越来越集中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世界观、价值观上来。
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当代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中国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的真正奥秘。因此，那种以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不利于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看法和担心，是不适当的。
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又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进一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也才能进一步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
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中外关系，即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世界眼光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发展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谈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要使我们的文化能够更加有力地吸引和感召世界各国人民，使他们由衷地欢迎和喜爱中国文化，真挚地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复兴事业。因此，一定要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友好合作。这就要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世界眼光，注重文化的世界性或全人类性。在文化建设中对这种共同性加以注重，并真诚地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和长处，这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沟通和共鸣。
但是，也不能只讲人类共同性、不讲民族特性，尤其不能迎合西方某些偏见而糟践自己的民族传统、丧失自己的民族尊严。我们所要增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是别的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是主体、是根本，是决不能削弱和丧失的。
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即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的关系。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清理和继承这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对于增强我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必须明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硕果仅存、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不但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善于学习不同民族文化的优长，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断吐故纳新、跟随时代前进。正是发扬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以后百年的屈辱和灾难中，前赴后继，探索真理，进行伟大的人民革命，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开创着民族复兴的辉煌前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努力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才能发挥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增强原创性及尊重文化建设规律
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当前，尤其要努力提高文化生产的原创性。文化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核心问题是不断提高文化生产的原创性。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这为我们文化生产的原创性提供了可靠和深厚的基础。深刻认识和努力表现我们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时代，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推进文化创新，打造文化精品，是我们不断增强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正确途径。
当前，要更加尊重文化建设的规律。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勇于和善于借鉴国外经验，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充分利用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民间文化交流，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工程。在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加强文化交流与竞争，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增强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发展国家软实力的奋斗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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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贤重视软实力
我们的先贤对于软实力的体会和运用，不乏真知灼见。老子《道德经》有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个论述，阐释了以“至弱”支撑“至坚”可以驰骋天下的威力，以及弱可胜强、柔能克刚的哲理。
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取得他国的理解和认同；处理国家间的矛盾，主张“和为贵”，反对以强凌弱；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反对穷兵黩武。即使是在硬实力对撞的战争中，也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
（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之源
文明冲突既不是发展趋势，也不是必经之路，人类需要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其前景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文明和合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
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中，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不是外交上的辞令，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亘古亘今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的开发和创新。
和谐、和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
和谐、和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也是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和生命智慧。上下五千多年，纵横中外西，中华民族始终以贵和贵合的和谐为价值目标和评价体系。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中和、祥和；合是合作、化合、结合、合理、融合、联合、合度等。
中华文化早在商周时代，和谐、和合作为声音的相互应和，以及诸多元素、事物的聚集，而推致作为体认、处理自然、社会、人际、家庭、国家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和社会政治、国家治理、万物生育的根本原理。《易经》绘声绘色地刻画了鹤在树荫下欢乐鸣叫，其子唱和的情景；《尚书》说明尧使天下的百姓亲和、和睦，使各邦国之间协调和谐，和雍共处。周公曾代表成王发布命令，要民众、每个家庭不和睦的要和睦起来，假如不和睦相处，那么天就要惩罚你们。这样，和便作为天的意志，起着维护国家安定和谐的特殊作用；《诗经》蕴含和乐、和鸾、和旨、和奏、和鸣、和羹等意思。接待嘉宾，鼓琴瑟，饮美酒，和乐不已。君臣上下、四方使者通过这种形式激起情感沟通的和乐，兄弟、夫妻之间也可以兴起亲密感情的和乐。犹如琴瑟之声，互相应和，情浓意厚，亲密无间的情景；《周礼》记载，和在周代典章制度中得到了贯彻，并在各官职的职掌中作了具体规定，使和合思想获得切实的实行：如太宰要以和邦国，以谐万民，大司徒以礼乐教化万民和谐，化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不和谐。各级官员职责的价值目标是和，和是他们的终极价值追求。
《春秋左传》记载，晏婴与齐景公讲“和同之辩”时，引《诗经》“和羹”之喻，说明“和”是多元材料、调料的融合，经主体人的加工，使之达到适中，无过无不及，鱼肉就成为美食、和食。“同”是以水加水，不会变为美味。作为《春秋外传》的《国语》，记载了史伯和郑桓公对“和同”的探讨。
春秋战国时期，和谐、和合便成为百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同归、一致的价值目标，也是中华文化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开出把天人共和乐作为“大本大宗”的万物化生根据的形而上路向；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开出“和为贵”，天人共忧乐的人格理想实践的人间世路向；以管子、墨子为代表的“和合故能谐”，修养道德化解父子兄弟怨恶的伦理论路向；以《易传》为代表的开出“保合太和”、万国皆宁的和合生生路向；以荀子为代表的开出音乐使人和敬、和亲、和顺的情感论路向。使中华和谐、和合文化呈现绚丽多姿、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状态。
中华和谐、和合思维与其精神，上始于伏羲，他画八卦，由阴阳两个符号，组合成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多元异质事物的和合、和谐；中历《五经》和先秦百家的凝聚锤炼、智能创新，形成了体现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逻辑思维，建构了安身立命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下开汉唐以后各个时代的天人合一、三教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等学术文化、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百姓日用，彰显了其无穷的力量和光彩的魅力，而影响东亚各国，具有普世价值。
和谐、和合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精神理念、道德信仰之一，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标志，是中华民族应世代呵护、传承、弘扬的中华心、文化魂。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表现了世界人民祈求和平发展的意愿
当今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概而言之，有人与自然的冲突带来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产生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有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文明冲突带来价值危机。无论那个国家、民族，还是集团、个人，都受此冲突和危机的影响，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如何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已是各国政府、民间、有识之士思考的重要课题。假如人类对这些冲突和危机漠不关心，就会将人类导向毁灭。作为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和标志的和合思想，能为化解冲突和危机提供有力的文化资源、合理的指导思想、有效的操作设想和有益的方法启迪，因此，“和合学”是为着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为着建构一个和谐的、安宁的、幸福的人类社会。
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互联网普及化，把世界联成一片。这不一定就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以及种族之间冲突，有可能使不同文明传统国家在某些方面冲突加剧，譬如说，市场配额的不均等，利润瓜分不公平，生息领地有争议，宗教信仰有分歧，这一切价值冲突都根源于势不两立的选择。因此，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成为世界范围所关注的课题。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1998年第5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以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表现了世界人民祈求和平发展的意愿。
化解人类冲突与危机，建构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
如何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依据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特别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交往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智慧主体卓越的洞见，作为化解人类冲突与危机，建构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
一是和实生物的和生理念。《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周易·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便是和生。如何和实生物？“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多样元素融突、和合、杂和生物。土金木水火作为他与他者关系，是互相平衡、平等的，他与他者之间相生相克，相反相成，互尊互重，互补互济，自然万物才能和乐生长。和生的要旨是天人都协调地和乐生长。和生并不否定现实的竞争、斗争、冲突，但不是将其导向消灭和死亡，而是导向融突而和谐、和合，在新生命的基础上和生和荣。
二是和而不同的和处理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在自然、社会、人己、心灵、各文明都是生命体的情境下，它们之间如何相处，是天天斗争、战争、恐怖、紧张，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地和谐相处：就国际社会而言，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近千个民族，6600种语言，各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字语言、审美情趣殊异，而构成多极世界。在此多极世界中不能搞 “同而不和”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中心主义，推行同的价值观、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否则就诉诸于战争暴力，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大批无辜生命遭杀戮。以暴力对付暴力，以恐怖对付恐怖，就很难根绝恐怖。国际社会只有遵循“和而不同”的和处原则，国际社会才是安全的、和平的、合作的、发展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三是己立立人的和立理念。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立而立人，由己及人。自己成功立业，站得住，也要别人、别国站得住，并以仁、义、礼、智、信，恭、宽、敬、敏、惠作为仁统摄下的化解冲突的指导原则和规范道德危机的行为规则。这种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经孟子、荀子、董仲舒、宋明理学家的发挥，成为中国古代治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际间冲突和危机的主导的理论形态，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深层动力，以及内在的凝聚力、感召力与外在向心力、认同力的活水。
四是中和乐道的和达理念。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达有通达、显达、发达之义。己达达人，与他者共同通达、发达。自然、社会、人己、心灵、他文明，既然自己通达、发展，亦使他者通达、发达。不要以己达而压制、制裁人达。当今世界无论是自然、社会、人己，还是心灵、文明等，都存在通达与不通达，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分，这种差距的壮大必然造成各个层面的失衡，使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加剧，造成社会动乱，不能持续发达、己达而人达，共同发达、共同繁荣，人类才能在和谐的、平衡的发达中，享受和达的幸福生活。中和心理是一种健康的、平和的心理，是以天地万物本我一体的博大胸怀，化解心理的种种痛苦、烦恼。乐道既是使人心若谷，无所忧愁，而达到精神上、心理上的和乐愉悦的心境，以使社会、世界和谐。
五是文明和合的和爱理念。和爱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孔子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相爱”。《礼记·礼运》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乾称篇》）的儒家“仁民爱物”的精神，才会对自然、社会、他人、他心灵、他文明赋以爱心，才会使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在爱心的指导下得以落实和施行。
21世纪，文明冲突既不是发展趋势，也不是必经之路，人类需要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其前景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文明和合。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尽管有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种种的差分，但人类要求和平、幸福的愿望是共同的，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共同的，他没有国界、民族、种族的区分。因此，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和祈求，它将对世界具有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的基础。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软资源”。
提升文化软实力，一
是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加大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理、开发，发掘文化优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21世纪的软实力竞争中具有较强的优势，是我们提升软实力开发不尽的宝藏。
二是要勇于创新，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使之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高一级文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的能力，也就不可能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不加以创新和变革，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无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三是综合归纳儒、道、释的精华，有些人只谈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这是不全面的。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包括儒、道、释三家文化及各民族的文化，三家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儒、道、释三家文化虽然有所差异，各有特色，但又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
四是加强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只有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才能树立起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应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使广大青少年理解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让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代代相传。
三、重视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
（一）提升软实力重在文化民生
社会上很多问题的存在，一些不满情绪的蔓延和宣泄，除了分配问题之外，不同层级的人民的安身立命之道没有很好地解决，是重要原因之一
民生，是人民的生计。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在我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准的当下，民生并不仅仅是衣食住行之类物质层面的东西，
它还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文化的层面。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文化民生的理念顺势而出，惹人关注。
文化民生，是指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软实力与文化民生是什么关系？文化民生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在我们的文化建设中，居于什么地位？似乎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绝对不可忽视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
文化民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食住行之类物质意义上的民生，也不单纯是现时某些人所说的唱歌跳舞旅游休闲之类很表面化的民生。当然，唱歌跳舞旅游休闲是文化民生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但决不仅仅是这些内容，甚至，这些并不是重要的内容。
文化民生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广大群众的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亦即安身立命之道的解决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倡导的思想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呈现的基本内容，亦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毫无疑问是文化民生的精神生命所在，是当今社会的精神支柱。
需要注意的是，要对不同层级的人有所区分，既要坚持文化的先进性，也要重视文化的普及性。同时，在文化民生的解决和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采用更加生活化、更加人文化的方式，来传播先进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其实，我们社会上很多问题的存在，一些不满情绪的蔓延和宣泄，除了分配问题之外，不同层级的人民的安身立命之道没有很好地解决，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今天探讨文化民生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忽视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
应当充分重视公民的文化权利
在对民众的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和引导的同时，我们应当增大投入，加大力度，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疏通文化民生的脉络，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文化设施、文化场所、文化机遇，让民众时时处处浸润在健康的文化氛围之中，感受到文化生活的便捷和美好。
从精神方向上看，要解决好文化民生的问题，首先要有现代公民意识，要有文化公民的权利意识。从文化权利实现的方面看，文化民生包括了若干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选择（接受）的权利、文化消费的权利、文化休闲的权利、文化传播的权利、文化批评的权利。
民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他们通过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追求，通过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实践，逐渐形成独特的文化品味和文化情趣，从而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东北人的唠嗑、二人转，四川人的摆龙门阵、麻辣烫，广东人的喝早茶晚茶、吃生猛海鲜、修骑楼建筑，北京人的遛弯、侃大山、住四合院，等等，都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民众自觉参与的文化建设。民众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创造了文化，同时也享受了文化人生。近年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文化广场活动，生动地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广场文化。以深圳打工一族为主体而率先出现的文化广场，以及以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大家唱”为代表的广场文化，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民众享受并实现文化创造权利的体现。
文化选择（接受）的权利，是文化民生的重要方面。不同年龄不同层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文化产品、文化成果的选择是不同的。喜欢二人转的，不一定欣赏芭蕾舞；热衷交响乐的，不一定爱听二胡独奏；乐于蹦迪的，未必钟情交谊舞。同理，喜欢国学文化的，未必认同西方文化；而崇尚西洋文明的，未必赞赏国学文化。在安身立命之道的选择方面，优秀共产党员和普通民众、外企IT精英和城市小店的老板、扫大街的清洁工和开奔驰的大款，具有极为不同的品味。就其选择的性质和品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难以简单地判定其孰高孰下。只要他们的选择不违法、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就具有很强的正当性。尊重不同人士的不同文化选择，是妥善解决文化民生，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
文化消费和文化休闲的权利，是文化民生的又一重要方面。逐渐增强民众消费的理性，反对炫耀式消费，提倡具有高尚、优雅品格的消费，是应当坚持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消费和文化休闲的权利，是公民的自主选择权利，也是国家理所当然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在引导公民文化消费和文化休闲的方向时，不能实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更不能采用粗暴的其他干预方式，而只能因势利导。否则，就会使得公民的相关权利受到干扰甚至剥夺，使得公民产生怨恨情绪，从而破坏和谐文化氛围，影响文化民生的质量。道理很简单，他喜欢并有能力打高尔夫球、到高级宾馆消费、到国外度假，我们就完全没必要要求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打乒乓球、到大排档消费、到郊区旅游度假。同样，他如果收入不多，我们也没必要为了拉动内需、增大GDP而强求他打高尔夫球、到五星宾馆吃喝娱乐、到欧洲度假。简言之，充分尊重公民的文化消费和文化休闲的权利，是实现文化民生、提升文化民生底蕴的重要方面。
文化传播和文化批评的权利，也是文化民生的重要方面。文化传播并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传媒的责任。应当清醒地看到，现代公民具有不可质疑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批评的权利。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能看到，数以亿计的手机，各种各样的网络聊天室，各级各类的公共场所，花样繁多的个人博客，给人们提供了超过过去任何时候的文化交往、文化传播的机会、空间和可能。通过网络、手机、电话等各种现代工具，以及包括写信、交谈等传统方式在内的途径，人们对各种不良的社会文化现象，比如最近对某些恶俗的电视选秀、涉性节目等的严厉批评，都表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实现文化民生的自觉。
总之，在建设文化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公民的文化权利。否则，文化民生的建设，就会流于落空。
从文化发展动力和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文化民生的建设，文化民生的享受和实践，本身就是文化功能的实现，本身就是软实力的提升。无论是安身立命之道的构建，还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设施、文化场所的创建，以及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都是软实力的增强，都是软实力的落实。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民生的建设和实现，就是软实力的提升；而软实力的提升，则又为文化民生的构建和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一而二，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即相融，互相发明，便是二者的真实关系。因此，我们对于作为综合国力重要表现的软实力的提升，对于当今政府和全民深切关注的文化民生的建设，要同样重视，不可偏废。
（二）聚合无形文化的隐性力量
建构一种精神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来激励与整合每个人对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集体认同，进而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动力
无形文化的建构意义深远
文化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一个
包容万象，容纳百家的广阔领域；在学术理念上又是一个纷繁复杂、相互交叉的多元命题。根据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从理论上把文化区分为“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
在“有形文化”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建立的一系列物质化的文化成果：从古代的寺庙、宫殿、陵墓、长城，到现代的剧场、影院、电视台、摩天大厦，这些都是人类创造的“有形文化”的卓越成果，它们体现了人类创造物质文化的非凡智慧与巨大能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无形文化”，它是一种看不见、模不着的文化形态。它镌刻于人们的脑海里，铭记在人们的心目中，甚至蛰伏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人类的无形文化包括人们的精神信仰、哲学理念、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及人生理想等。
在人类社会中，“无形文化”是依附于有形文化进行传播的“内容文化”、精神文化；“有形文化”则是负载“无形文化”不断变迁、延展的实体文化、物质文化。现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除了对有形文化实用功能的关注之外，我们再也不能忽视“无形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再也不能够忽视“无形文化”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隐性作用。
韩国曾经把我们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为“无形文化财产”，强调的也是与物质文化相对应的精神文化的独特作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经把国家的软力量主要归之于三种资源：其一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其二是能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其三是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约瑟夫·奈的所谓“软力量”无论是讲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吸引力，还是讲可以实践的价值观乃至于强调具有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都是强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策略。它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文化力量，在表述动机和传播语境中都有很大不同。我们今天强调国家文化实力，并不是建立在约瑟夫·奈的叙述背景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现实发展的境遇中。所以，我们对文化力量的重新确认，主要体现在指对于无形文化的意义与作用的提升。
显然，我们不能把文化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分离出去，把文化看成一种外在与社会的“天外”力量。但是，文化作为无形的精神要素，确实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并不能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行为、群体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来改变人类的历史，来创造社会财富。所以，对于无形文化的建构，其意义比起建构有形的文化形态更加深远、也更为复杂。
寻找一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模式
我们曾经把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作为推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量。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市场的繁荣，个人的欲望并不能成为开创国家历史新纪元的核心动力。这还不是说个人的物质欲望不足以使人奋进，而是说建立在个人物质欲望基础上的所谓精神动力，在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迅速减弱、甚至终止。所以贪婪的古代罗马贵族和满清的官员，并没有把意大利和中国带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前列，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而言，并不能把推进社会的恒久动力锁定在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层面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就是在寻找一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确认一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对于中国的现实境遇而言，如果那种建立在满足个人发财致富欲望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初期推进市场发展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除了制定一系列适合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法律与政策之外，又必须建构一种精神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来激励与整合每个人对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集体认同，进而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动力。
放眼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够逐一地成为推进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文化，只有形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群体力量才能够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才能影响历史前进的步伐。对于没有普遍吸引力的文化只能会成为一种传统，但却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际，如何把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公众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念和身体力行的行为模式，对于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至关重要，这种无形文化的建设同样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挥无形文化的积极作用，提升公众对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国家全面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文化策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命题，也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宣传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媒体文化传播、大众文化消费、国家文化安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领域的文化战略命题。
历史证明，支撑一个国家与民族长久、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并不只是靠精英集团的超前意识，而是要靠大众普遍敬守的精神信仰，这其中既包括以爱国主义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的那种“大众化的苦行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推动大众精神的文化力量，仅仅靠单纯的物质的驱动力，很难把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断推向前进。
在我们迈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以经济指数为社会评价标准的管理机制中，很容易为社会造就出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这种失去了文化精神指向而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角色，不仅会导致个体精神信仰的缺失，而且还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反之，人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敬守不仅会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会把整个社会引向一个比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更科学、更幸福的理想的福祉。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了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爱”、“自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在于这些思想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及基本诉求。因此，这些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内在动因，同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在继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将这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文化理念也能够转化为符合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使其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在无形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实现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承传与弘扬。
